「杨元丁已死亡月有余日,死亡何故?谅係被人暗杀,弃尸港中。」这是保密局基隆情报人员杨风所披露的内容。为何要暗杀杨元丁?统治者也害怕被知道:他们确实杀了人民所感念的人。

二二八无畏的反抗者——杨元丁

杨元丁(一八九八~一九四七),基隆市参议会副议长,他还有另一个身分是政治建设协会的理事,这个组织从日本时代的台湾民众党脱胎而来,宛若战后隐形的反对党。所以杨元丁不只是一个地方型的议员,更参与在整体民主改革的脉动中,不讶异的是,战后第一个主张县市长民选的声音,从基隆市参议会发出。

走过日本时代的抗争运动,杨元丁究竟为什幺而战斗,竟繫狱高达六次。出生桃园八块厝,他二十四岁来到基隆,在煤商大祥行工作,与工人为伍,切身感受来自资本家与殖民统治者的双重剥削。

一九二七年蒋渭水成立「台湾民众党」,他随即加入,并组织「基隆行商自治协会」,成为工友总连盟的加盟团体。台湾在戒严令下被封闭长达四十年的劳工运动,杨元丁早在基隆昂愤发声。

二二八无畏的反抗者——杨元丁

二二八无畏的反抗者——杨元丁「每与同志假寺庙演讲,批评日人政治举措失当,言及台胞待遇之差别,义愤填胸,辄大声疾呼,吁请改善,语涉激烈时,临监警吏命中止,不答应,下君于狱凡六次。」

这是陈其寅先生对他生动的描述。对日本殖民者的压迫,他如此愤慨,他是不怕被关的!台湾民众党发起对日本鸦片政策的抗争,一状告到日内瓦国际联盟总部,引来国际关心,日警要逮捕印发传单抨击政府的人,杨元丁一肩扛下,繫狱二百八十四天。这是他的豪情。

有一种豪情,台湾历史很少书写,那是不屈于统治者、敢于承担且为众人受苦的人格。

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,对台湾社会运动的控制也转趋高压。此时杨元丁不愿自己身陷中国变敌国的挣扎,且他是日本政府眼中的反对派人士,监视与压迫势必更加严厉,于是决定前往中国。

其子杨光汉回忆:「即使在杭州,我们也不能读中国学校。我们一到中国,日本政府就通知那边的日本领事馆,我们人一到就要去报到,上日本学校读书。……但是小学毕业后,父亲曾经偷偷送我们去中国学校读了几个月。……父亲的中国观念,是完全的认同中国,常对我说,我们是中国人。」

战争结束后,杨元丁回到台湾,对公共事务的热情不减,他投入第一次民意代表的选举,不只当选基隆市参议员,更被选为副议长。

的确,他每一次质询,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。而透过这些质询内容,我们也更了解杨元丁心中的价值。因为同样为日本时代的社会运动者,有人在意的是民族主义,而非民主,因此回归后,成为不再议论时政的顺民,但杨元丁显然不同。

其中两起事件成为焦点,一是人事问题,媒体披露市长石延汉,大量举用外省人、裁去本省职员,没想到市长的回答是,他不认识本省人,所以只好找自己的知己。这也反映了战后初期人事问题何以如此荒腔走板。

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四日,《民报》报导了杨元丁的质询:

「一、市府接收时,本省人有一三四名,据十一月二十一日报纸上的统计,外省人七十六民,本省人七十四名是何故?二、公营事业也是外省人佔多数。三、市长前对林两成的答覆说:因为土地生疏不知,有能相信的找本省人不到(找不到可信任的本省人),所以採用知己的外省人,……有人说,现在市府採用人员,像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样的奴隶政策。」

杨元丁身上确实有一种无畏的气魄,敢言人所不敢言,揪出两位既领参议员薪水又领区长薪水的人。这是要得罪人的,但却是议员监督的职责。

改介寿馆为工厂

二二八无畏的反抗者——杨元丁

一九四七年逢蒋介石六十大寿,台湾各界发动募款,要捐一亿元献金盖「介寿馆」。第一次募款会议时,杨元丁就站出来说话了,他说台湾失业问题严重,建议献金的一部分应该拿来盖「介寿工厂」。

「台湾目前因失业者氾滥,百物飞涨、乞丐满路,省民备尝困苦,故该募款一部份请改为收买现在政府标卖中的工厂,以本省人为本图谋复兴。一、可救济失业;二、台湾可以工业化,然后所得利润用来扩大建立伟大的介寿馆;三、可救济贫困学童……」这是《民报》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的报导,不得不为杨元丁拍拍手,他不随众阿谀最高权位者,而是与人民站在一起。说出人民的感受,也为崩溃的经济及严重的失业找方法。

而二二八事件一发生,除了政治改革的诉求外,杨元丁汲汲奔走的就是帮人民找米吃。他不只是二二八处委会的副主委,更是粮食组的负责人,他请各界捐米,帮助饥饿边缘的人民。

「亲向粮商殷户劝募,晓以大义,多被感动。提供杂粮麵粉,由各区造贫民册,按户给粮。」

之后,因从台北调来的米粮在八堵遭军警拦截、无法放行,杨元丁前去交涉,却遭逮捕,三月十日尸体浮于基隆港。

匆匆地,一如战后他立在基隆的身影,一直在为众人之事奔波;匆匆地,死前一刻,他还在为市民解决无米可吃的问题。

特务单位的机密档案说:「三月九日军队上岸,本日杨元丁遭密裁。」     

何谓转型正义?基隆的人民领袖杨元丁,究竟遭谁下令密裁,民主政府岂可始终沈默不语。